电话那头，李国栋的呼吸声停了一下，然后是极长的寂静。
那寂静如此沉重，仿佛整个城市凌晨四点的黑暗都倾压在一根无形的电话线上。
“我……”李国栋开口，只说了一个字，就停住了。喉咙里像卡了什么东西，吐不出，咽不下。
贾仁义没有催促。他只是握着话筒，等待那个必然到来的妥协的认命的回应。
他有足够的经验：再硬的骨头，面对这种“组织需要你”的时刻，最终都会弯下腰。无非是过程长短，无非是痛苦深浅。
然而李国栋的下一句话，却让他握着话筒的手指猛地僵住。
“贾局长，”李国栋的声音忽然变得异常平静，像结了冰的深湖，表面光滑如镜，下面却是足以溺毙一切的彻骨寒冷，“您知道吗，我女儿去年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上个月她打电话给我，说单位组织体检，查出来甲状腺有问题，要做手术。”
他停顿了一下。
“她问我，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这几年你老了很多。我说没有，我就是操心工作。她说，工作再重要，也没有命重要。爸，你要是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我长大了，能帮你了。”
电话里传来压抑的呼吸声。
“我没告诉她。”李国栋继续说，声音依然平静，“我什么都没告诉她。我只是说，爸在环保局干了二十多年，清清白白，能有什么事。你安心做手术，爸请了假，去省城陪你。”
他顿了顿。
“手术很成功。我在医院陪了她三天。她妈去世得早，这孩子从小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那三天我跟她说了很多话，比过去三年加起来都多。她问我，爸，你退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想去学钓鱼。她笑了，说您连鱼竿都不会拿，还钓鱼呢。”
李国栋的声音到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丝极细微的颤抖。
“我没告诉她，爸可能没有退休那一天了。”
贾仁义握着话筒，像握着一块从冰窖深处打捞上来的铁。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所有准备好的在这个时刻应该说的那些话——组织会记得你的付出、委屈是暂时的等风头过去我会想办法——全都卡在喉咙里，变成一片冰凉的沉默。
“贾局长。”李国栋叫了他一声。那声称呼与过去十二年里的无数次呼喊没有区别，依然是下级对上级的尊敬与服从。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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