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仁义的手机上只收到一行信息。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没有任何可以追溯来源的标识。
这条信息就像从虚空里凭空浮现，沉默地占据了他手机屏幕的中央，在凌晨四点十七分这个城市最安静的时刻。
他盯着这行字，瞳孔缓缓收缩，感觉握手机的手指有些疼。
“与李国栋切断一切联系，让他抗住所有的，切记。”
他认得这个号码。事实上，这个号码从未存在过他的通讯录里，却在他职业生涯的几次关键节点，像幽灵一样浮现，下达完指令后便再次沉入虚无。他从未见过号码的主人，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甚至不确定“那个人”是否真实存在——也许只是一个代号，一个邮箱，一个永远无法拨回的虚拟端口。
但指令从来清晰，从来准确，从来不容置疑。
并且，从来，意味着弃子。
贾仁义慢慢放下手机，没有回复。他知道这条信息不需要回复，也不需要确认。发送者不需要知道接收者的反应，就像棋手不需要询问被吃掉的棋子是否愿意离场。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椅里，面对着窗外尚未破晓的浓稠夜色。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脑显示屏待机时明灭的呼吸灯，将他的面孔映照成一具不断隐现又消失的浮雕。
李国栋。
这三个字在他舌尖反复碾磨，像一粒硌在牙缝里的沙。这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人，是他安插在环保执法大队的一枚铁钉。十二年了，李国栋从普通科员做到大队长，帮他处理过多少“麻烦”，摆平过多少投诉，在多少份本应立案查处的污染报告上签下“经核实，未发现异常”。他甚至记得李国栋女儿考上大学那年，自己以个人名义送的那个红包——整整两万现金，李国栋推辞了三次才收下，眼眶红红地说“贾局长，您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记着”。
恩情。
贾仁义嘴角微微扯动，那个弧度在黑暗中很难说是苦笑还是嘲讽。
恩情这种东西，在真正的危机面前，不过是捆绑弃子的绳索。他即将亲手把这条绳索的另一端交给警方，然后告诉李国栋：你该上路了。
他打开办公桌最下层的抽屉，取出一部专用的加密手机。没有立即拨号，只是看着屏幕上那行冰冷的待输入栏。
凌晨四点二十分。城市尚未苏醒，但有些人已经彻夜无眠。他想起昨晚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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