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仁义没有回答。他听着话筒那边李国栋逐渐粗重的呼吸声，知道对方正在从自己异乎寻常的沉默中，捕捉到某种不祥的征兆。
“国栋，”他再次开口，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刻意为之的疲惫和无奈——这是最好的铺垫，为接下来的所有话语建立合理性，“你我共事这么多年，有些话，本不该由我来说。”
他顿了顿。
“但眼下这个局势，你也看到了。陈远山那边咬得很紧，省里也在关注。王海进去了，他说了多少，说了什么，我们现在无从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一旦供出红旗厂那条线的排污点，接下来会查谁、会审谁、会指向谁——你比我清楚。”
李国栋沉默了更久。
然后，李国栋的声音传来，“贾局长，您……是想让我做什么？”
这句话里没有任何质问，没有任何愤怒，甚至没有多少意外。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等待宣判的平静。李国栋在环保系统待了二十多年，他太熟悉这种“谈心”的前奏——上级夜半来电，语气沉重，欲言又止。接下来就是“组织相信你”“希望你能顾全大局”“暂时的委屈我们会记住”。
他听过太多次。只是从未想过，有朝一日，那个被要求“顾全大局”的人，会是自己。
贾仁义闭上眼睛。黑暗的眼皮内侧，浮动着无数破碎的画面。李国栋第一次到他家拜年时拎的两瓶酒、李国栋在红旗厂污染事件协调会上替他挡掉记者刁难时的敏捷反应、李国栋得知女儿被省城重点大学录取后第一个给他报喜时的激动声音……
这些画面像老式胶片，在他闭阖的眼睑上一帧帧划过，然后被整齐地投入火焰。
“国栋，”他的声音很轻，“有些事情，总要有人承担。你明白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