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打来的那个电话——那是王海被警方带走后不到半小时。张振华的声音出奇平静，平静得像暴风雨来临前一样。
“王海进去了。”张振华说，“他手里可能有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当了二十年副职，去年才扶正。这种压抑了太久的人，一旦崩溃，会倒出比他实际知道的多得多的东西。”
贾仁义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那李国栋呢？”
张振华没有回答。但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现在，他得到了来自更高层的确切无疑的指令：弃掉李国栋。让他成为挡在所有人前面的那堵墙，扛下所有的污水、所有的指控、所有的罪责。
他需要打一个电话。
贾仁义开始拨号。手指在数字键上移动得很慢，每一个按键都像被无形的阻力阻挡着。这不是犹豫，是某种近似于仪式感的拖延——打完这个电话，他与李国栋之间十二年编织的那张网，就要亲手撕成碎片。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
“贾局长？”李国栋的声音带着睡意被惊醒后的沙哑，但更多的是警觉。凌晨四点接到上级电话，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是临时通知开会，“出什么事了？”
贾仁义听着这个声音。十二年前，李国栋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科长，第一次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紧张得把茶杯碰翻，茶水洇湿了桌上的文件。他当时笑着说了句“小李，别紧张”，还亲手给他递了纸巾。那一刻李国栋眼里有感激，有敬畏，还有某种在体制内挣扎向上的年轻人特有的、近乎卑微的渴望。
他抓住了那渴望。也利用了那渴望。
“国栋，”贾仁义开口，声音平稳得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最近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异常？”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李国栋显然在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泛泛而模糊的问题。
“异常……”他斟酌着措辞，“您是指哪方面？”
“任何方面。”贾仁义说，“比如，队里有人打听红旗厂的执法记录？或者，有人试图调阅早期的检测档案？再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李国栋的呼吸声变得重了一些。
“贾局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声音压低，“昨天我听说，河道巡查队的王海被警方带走了。他跟咱们这边……交集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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