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格子的桌布，是去年巷子里办邻里节时陈叔送的，说年轻人吃饭讲究，要有桌布。桌布上放着一碟煎蛋、两片烤吐司、两杯热牛奶。他的那杯牛奶旁边搁着一支钢笔，笔帽上刻着“S.Y.Z.”——是她大学时送他的，刻字处已经磨损得有些模糊了，但还能辨认。他用这支笔签过多少份法律文书、写过多少页代理意见，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五年过去了，他还在用这支笔。
林微言把那支笔拿起来，在指尖转了转：“这支笔你还在用？”
“换过三次笔芯。”他说，“笔壳没换。”
“为什么不换？”
“因为是你送的。”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没有看她，而是低着头切盘子里的煎蛋。刀刃在瓷盘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很轻很细，像是怕吵到什么易碎的东西。“你送我的东西，能留的我都留着。袖扣、围巾、钢笔、还有一本你大二时送我的《法律之门》，扉页上你写了‘愿你永远守护正义’。那本书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每次开大案子之前我都会翻一翻。”
林微言低下头，喝了一口牛奶。牛奶很烫，烫得她舌尖发麻，但她没有放下杯子。因为她需要用这个温度来压住胸口那股往上涌的热。牛奶的热从舌尖一直烫到胃里，把她从里到外暖了一遍。
吃完饭，沈砚舟主动去洗碗。林微言没有阻止他，她靠在厨房门口，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她发现他洗碗的方式和做菜时完全不同——做菜的时候手忙脚乱，洗碗的时候却很细致，每一只碗都要里里外外冲三遍，控干水分之后再放进沥水架，摆得整整齐齐，碗与碗之间的间距几乎一样，像是某种强迫症。
“你跟谁学的洗碗？”她忍不住问。
“没跟谁学。”他把最后一个盘子放进沥水架，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以前在医院照顾我爸的时候，每天都洗碗，洗着洗着就习惯了。”
林微言没有说话。她想问他，那五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想问他，你一个人扛着那么多事，有没有哪一天晚上想给我打个电话。想问他，你在医院走廊里坐着的时候，有没有怪过我为什么不去找你。但这些话她都没有问出口。因为她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她不需要问了。答案已经摊在桌上了，像那本病历一样，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他从来没有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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