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窗外的光线开始变软，黄昏临近。她听到哨所里的各种声音——士兵的交谈声、笑声、收音机里播放的当地音乐——一切都显得那么日常，与她刚刚逃离的地狱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对比几乎让她精神分裂。一方面，她渴望相信这就是救援，噩梦真的结束了；另一方面，每一个细节都在她心中敲响警钟。
门再次被推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走了进来。他约莫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令人安心的是，他手里拿着一个标准的医疗箱。
“Hello, Miss Su? I am doctor,” （“你好，苏小姐？我是医生，”）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I check your injuries.” （“我来检查你的伤势。”）
苏晚紧张地点头，仔细观察他。白大褂有些旧但干净，听诊器挂在脖子上，手指修长——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医生。但他的眼神中没有温暖，只有一种冷静的专业性，让她想起园区里那个评估员。
医生走上前来，开始检查她的伤势。他的动作专业而高效，没有不必要的触碰。当检查到她受伤的脚踝时，他轻轻按压。
“This is very serious,”（“这里很严重，”）他评论道，“Need surgery soon, or permanent damage.” （“需要尽快手术，否则可能会永久性残疾。”）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关心，但苏晚却感到一阵寒意。永久性残疾——对器官买家来说，这会影响器官质量吗？还是说...
医生继续检查她的其他伤势，不时在小本子上记录。当检查到她肋骨处的伤口时，他的动作特别仔细，甚至用尺子测量了伤口的大小。
“How this happen?”（“这是怎么造成的？”）他问。
“Kicked...”（“被...踢的，”）苏晚小声回答，“By guard's boot...”（“守卫穿的靴子...”）
医生点点头，又记了点什么。他的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具体：园区里有多少人受伤？有没有人患有传染病？他们吃得怎么样？饮用水是否干净？
这些问题表面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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