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社会跟自己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
苏：在那个年代，实际上因为诗歌写作和诗集出版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诗人并不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你又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人，这件事应该是影响了你的前半生，否则坐在我对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个金融精英或者是一个贪腐分子。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你回到了原籍牡丹江，那个时候想没想过从此不再写诗？
朱：没有，那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干了！因为有个深圳特区，觉得那里是一个改革开放实验区，去深圳，而且确实去了深圳，并且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结果因为当时国家有政策，不能接收像黑龙江省这样边疆省份的所谓人才。我父亲也劝我，牡丹江整个金融系统只有你这么一个金融本科大学毕业生，好好工作吧，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当时牡丹江工商银行的领导，是我爸很好的朋友，有点像咱们这样的关系。既然深圳去不成了，洗心革面，好好工作，结果在银行很卖力地工作了两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信息，说省行在我的档案里明确写道此人不可重用，这把我心里一丁点儿的希望彻底破灭。
2005年，为了纪念大学与诗歌，毕业于黑吉辽大学的1963年的7位诗友李占刚、苏历铭、杨川庆、杨锦、潘洗尘、许宝健和朱凌波出版了诗歌合集《东北1963》。
为此《财经时报》记者吴小曼曾发表访谈录《诗歌与商业的暧昧》
发布时间：2005-05-02
当诗歌从公众话语逐渐退隐到私人角落时，作为80年代最喧嚣的诗人群落，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作为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诗人依然被谈论着，但不是作为财富的主角或者社会的精英，而只是作为对一个逝去年代的美好记忆在被祭奠着，多少有些让人悲哀。
于是有人提出，“在当下的生活中，诗人怎么办？”这看似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关的问题，它实际上在印证着当财富经济成为主流、无厘头大行其道时，传统写意的生活方式在被彻底颠覆。
那么，作为诗人的个体命运又将如何？他们不再继续从事与诗歌有关的工作，默默抵制着物质的清贫，但灵魂已经难以飞翔，因为外部已没有给他们提供空间。而另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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