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合流到商业生活中，并成为企业家、个体老板和国家的公务员，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精神与物质世界的交锋注定让他们的生活比单纯的商人生活更加复杂。
《东北1963》的作者正是后一种情形的代表，李占刚、苏历铭、朱凌波、杨锦、许宝健、潘洗尘、杨川庆，他们都是80年代著名的先锋诗人，参与过各种诗歌风潮。到了90年代，他们中的几人要么选择了出国留学，然后回国经商，或者从事投资、地产、教育、传媒，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诗歌更多地变成为他们联系友谊的纽带，或者一种思维方式。
朱凌波：诗歌从外在形式退隐到灵魂
无论是亲身经历过八十年代初期校园诗歌浪潮和八十年代中叶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当事者，还是未经历的当代诗歌界和媒体，好像都格外怀念那个时期。仿佛本世纪的诗歌已经衰微，从前的诗人们已经堕落，甚至在探讨诗歌与商业的关系。
虽然我已投身商界十五载，写诗很少尤其与诗坛几无关系。但诗歌并未消失，它依然像一束幽蓝的火焰，照亮我日益平静的灵魂。而我的私人密友几乎都与诗歌有着若有若无的关系。
我认为当年和今天一样，我们可以说一直对诗歌有一种严重的误解。以为八十年代的喧嚣和功利才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和荣耀。严正地说，虽然那是美好而激情的，但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另一种形式的随波逐流!是与诗歌的本质相背的，因为诗歌的终极价值无疑是个人的、自由的和精神的。与任何一种外在的形式和集体主义无关。
诗歌之所以在那个年代遍地开花、汹涌澎湃，一是工具单调和物质匮乏的原因。所谓工具即人们表达精神活动的方式，语言或者说诗歌成了最直接最简洁的手段，正如勇士与匕首;而物质的匮乏恰恰造就了诗歌的繁荣，犹如沙漠之与仙人掌。二是生命力的迸发和青春的泛滥。工具单调和物质匮乏，再加上情感和性的压制，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终于不可遏止地酿成了一场中国式的诗歌汪洋......
准确地说，相对于八十年代诗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那是一个时代的张扬和人群的飘带，而今天的诗歌则完全是灵魂的祈祷和隐秘的歌唱。
20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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