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出版和自由化被封禁，我个人的职场生涯发生逆转，甚至影响了我一声的命运和轨迹。
特节选我2014年与苏历铭做的《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话》的相关章节辅以交待一一
《北方没有上帝》诗集的来龙去脉
苏：其实我们大学毕业前，我们开始商量长春的几位大学生诗人共同出一本诗集的事。记得1985年春节前，你从牡丹江乘坐八个小时的慢行绿皮火车来佳木斯，一起非常严肃地商议这本诗集应该怎么去编，一晃快三十年了。当时我们为这本诗歌合集商量出好几个名字，可是最后你操刀时为什么舍弃备选的书名，自作主张地把这本诗集命名为《北方没有上帝》呢？后来《北方没有上帝》出事了，被审查的时候我们单位负责的老太太专门质问我说，北方没有上帝，难道南方就有上帝吗！当然她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但你突兀地用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那些诗是不匹配的。
朱：作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说，我也是满怀一腔热情，觉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当然也包括理想主义，这种冲突的本身成为我叛逆的理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商银行，整个组织体系等级森严，感觉与预想的反差特别大，特别失望，叛逆感就更强了。正好要出这本诗歌合集，我就把这种反叛和愤怒的情绪移植到这本诗集的名字上了。实际上就是说，这本诗集的这个名字呢，和整本诗集的内容是脱节的。
苏：实际上你是用这个书名来表达你个人内心的反叛意识，我在想，这本诗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体中是比较早的一本合集，很多同一时期写诗的诗人都记得这个诗集，实际上其中的诗歌作品是很不成熟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本诗集使你遭受到超出想象的打击和挫折，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没想到一本诗集能引起有关方面这么大的关注；第二个就是有关领导说我不适合待在省行工作了，让我回原籍。我当时感觉就是蒙了，没想到一本诗集能惹这么大的祸，同时也产生了彻底的反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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