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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橚在故事中又顺势揭开了另一道口子。
空印。
各地方衙门每年向朝廷报送赋税钱粮的数目，路途遥远，数字若有出入便要打回重填，来来回回耗时数月。
于是地方上便想了个“聪明”的法子，先在空白的公文上盖好官印，到了京城再临时填写数字，对不上便改，改到对上为止。
这套把戏不仅在赋税上玩得转，在东南沿海的市舶司同样玩得转。
海船进出港口的关税、番货的估价、舶商的引票，每一桩都是真金白银的买卖，每一张空印文书的背后都是一条流着油水的暗渠。
而这些暗渠通向的终点，是东南沿海那些世代经营海贸的豪绅大族。
替这些豪绅在朝堂上撑腰的，是浙东的士大夫。
郭桓案和空印案，两桩弊案的脉络在故事里被他编织到了一处，指向同一个目标。
这本册子管的是底层百姓的舆论。
让街头巷尾的寻常人家看清楚，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浙东文官背后，藏着多大一座粪坑。
第二本册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本书的来路更远，远到他前世的大学书架上。
陈寅恪先生这部著作，在中国现代史学界的地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书中首次系统提出了“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概念，将唐代政治史拆解为不同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揭示了武周如何借“山东士族”和“南人”之手，打破关陇老牌贵族对朝堂的垄断，又梳理了牛李党争中“山东士族”与“科举寒门”之间你死我活的倾轧。
后世互联网上，读史的年轻人张口“利益集团”、闭口“深层政府”，追根溯源，这套历史观的祖宗便是陈寅恪。
朱橚在册子里又揉进了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关于“阶级利益代言人”的犀利论断，将浙东士大夫与他们身后的东南豪绅之间的利益捆绑，抽丝剥茧地摆到了台面上。
这种读史的角度，放在洪武初年的士林里头，好比往一锅温吞水里扔了一块烧红的铁。
大明开国以来，读书人读史，读的是“忠奸善恶”，讲的是“君臣大义”。
而这本册子告诉他们，历史的底层逻辑从来就不是忠与奸的对决，是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绞杀。
当年轻的士子用这副新得的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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