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兢兢，但不可否认，正是这持续的雷霆雨露，才有了今日。
国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与银两，户部黄册上那令人咋舌的四万万余口丁数，边关烽燧久不举烟，九边将士粮饷充足、甲械精良，从江南到塞北，驿站畅通，商旅往来，市井繁华，更不用说那远在南洋、倭地，已成汉家乐土的百万移民，每年巨舶满载着稻米、蔗糖、香料、金银源源北输，反哺母国……
这万历六十年，早已不是嘉靖末年那国库空虚、边患频仍、党争不断的模样。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疆域辽阔、人口繁盛、国力蒸蒸日上的“万历盛世”。
而这一切的塑造者与核心，便是在百官眼中那位如今正静静躺在紫禁城深处、生死未卜的老人。
官员们的心情是矛盾的。
他们敬畏皇帝的威严，甚至有些惧怕他晚年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贪渎的眼睛。
但更多的，是一种身处伟大时代的参与感与自豪感，以及对这个时代缔造者深深的、近乎本能的依赖。
陛下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有他在，哪怕他久居西苑不问细务，众人心里也觉得踏实，觉得这庞大的帝国机器有其明确无误的轴心。
这几年，皇帝虽深居简出，但并非完全隔绝。
他通过内阁和司礼监，依旧牢牢掌控着大局。
更让官员们感念的是，皇帝时常有“特恩”。
他会通过厂卫和都察院的密报，留意各地政绩卓著、官声清廉的官员，或民间那些孝悌忠信、急公好义的楷模，然后突然降下旨意，或召至西苑觐见勉慰，或直接给予擢升、赏赐。
这些举动往往出人意料，却极大地鼓舞了实干清廉之士，也让“忠臣五要”和“好人好事”不再仅仅是纸面文章，而有了实实在在的荣耀和利益驱动。
社会风气，至少在表面和上层，为之一清。
至于移民，早年为了充实边疆海外，地方上确实有过强制迁徙的政令，引发不少民怨。
但如今，随着南洋、倭地六省等藩国日益富庶安定，汉人在当地已占据绝对主导，拥有良田、宅邸和远超内地普通农户的生活，消息传回，反而吸引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手工艺人自愿前往。
朝廷的移民政策早已从“强制”转变为“引导鼓励”，提供路费、种子、安家银，报名者络绎不绝。
帝国的疆域在无形中巩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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