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七八个侍寝，太子妃也不敢管他，女人多了，他的子嗣也就多了，从万历四十五年到万历四十八年的三年光景中，他又添了三个儿子。
到了四月，这种微妙的异常愈发明显。
山西、陕西的济老院推行顺利，北直隶、山东的也陆续铺开，捷报频传。
朝野称颂陛下仁德之声不绝于耳。
可朱翊钧脸上的笑容却未见增多，反而时常笼着一层淡淡的、挥之不去的沉郁。
他的脾气也变得有些难以捉摸，时而对臣工格外温和，时而又会因一些微末小事流露出不易察觉的烦躁。
五月，榴花似火。
按例，皇室要筹备端午庆典。朱翊钧却以“节俭惜福”为由，下旨将庆典规模减半。
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突然在意起来，太医院院使被召见的次数明显增加，问询的内容从寻常的脉象、饮食，到一些极其细微的感官变化。
御膳房呈上的膳食，他也开始格外留意搭配与禁忌，有些往日爱吃的油腻之物，竟也主动减了分量。
太子、皇后乃至内阁重臣，都隐隐感到不安，却又无从问起。
他们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于陛下年事渐高，精力不济，或是偶感不适。
唯有朱翊钧自己知道，那沉甸甸压在心口的，是什么。
那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回响，是冥冥中一个相同的年份、相同的身份所带来的、近乎谶语般的暗示。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
另一个“朱翊钧”龙驭上宾的月份。尽管他早已改变了太多历史轨迹，尽管他自觉身体并无致命恶疾，但那份对宿命的警惕与隐隐的恐惧，却如春草般在心底疯长。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在这个时代，这已是不折不扣的高龄。
每一个清晨醒来，感受着身体不可避免的衰老迹象，都让他对那个步步逼近的“七月”，多一分忌惮。
他变得比以往更勤于处理政务，仿佛想在与时间赛跑，将未尽之事多做一分，他也变得比以往更愿意与儿孙相处，太孙朱由栋大婚后已迁出东宫开府，他也时常召见，询问些家常。
坐实了“陛下年老，心境有所变化”的猜测。
六月在闷热与蝉鸣中过去。
进入七月，整个紫禁城的气氛，因皇帝陛下显而易见的心绪不宁而显得格外凝重。
朱翊钧几乎是在数着日子过。
初七、十五、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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