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提案……等等不对，第二轮他们是提案方，不需要阈值）、Y3（针对第三轮我们的提案）。”
“实际上，”谢知野纠正，“B队只需要设定作为回应方时的接受阈值。也就是第一轮和第三轮。第二轮他们是提案方，需要设计给A队的提案金额。”
“对。”江述快速记录，“设：第一轮，我们提案给B：b1；B的接受阈值：y1。第三轮，我们提案给B：b3；B的接受阈值：y3。第二轮，B提案给A：a2；我们的接受阈值：x2。”
徐景深建立数学方程：“期望收益计算。三轮中随机选一轮生效，每轮概率1/3。A队的期望收益E(A) = (1/3)*[第一轮收益 + 第二轮收益 + 第三轮收益]。”
“第一轮收益：如果b1 ＞= y1，则A得100-b1，B得b1；如果b1 ＜ y1，双方得0。”
“第二轮收益：如果a2 ＞= x2，则A得a2，B得100-a2；如果a2 ＜ x2，双方得0。”
“第三轮收益类似第一轮。”
谢知野加入：“B队同样计算期望收益E(B)。在均衡中，双方策略应该是对彼此策略的最优反应。”
时间过去5分钟。问题极其复杂，涉及多个变量和不等式。
“也许我们可以猜测均衡解。”江述说，“在经典最后通牒博弈中，提案方通常提议给回应方一个较小的正数，比如10%，回应方接受。但这里是三轮随机，而且回应方需要提前设定阈值。”
“如果B完全理性，”徐景深思考，“他们会设定阈值y1和y3为尽可能小的正数，比如0.01。因为任何正数都比0好。但提案方知道这一点，就会设定b1和b3为0.01，给B尽可能少。”
“但这样B的期望收益极低。”谢知野说，“B会不会通过提高阈值来威胁？比如设定y1=30，意思是‘如果第一轮你给我少于30，我就拒绝，让你也得0’。但这是否理性？如果B真的这么做，而我们提案给b1=29，B拒绝，双方得0。B损失了可能得到的29枚金币，这不符合利益最大化。”
“所以完全理性的B不会设置高阈值。”江述得出结论，“他们会设置y1和y3为epsilon（极小正数）。同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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