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款。我们可以在价格上让步，换取更严格的保护条款。最终系统评分可能更看重协议的全面性和风险控制，而非单纯的价格高低。”
计时器显示：剩余16:10。蓝队的隔音屏障降下。
对方首席代表重新坐直：“经过讨论，我们愿意调整估值。考虑到技术商业化前景，最低可接受价格为6000点。”
从8000降到6000，让步2000点，但仍高于红队的5000点总资金。
江述摇头：“6000点仍然超出合理范围。考虑到风险和我们需承担的后续研发投入，我们最高出价3500点。”
从2500提到3500，让步1000点。双方差距从5500点缩小到2500点。
典型的谈判拉锯战。
“3500点不可能。”蓝队代表语气坚决，“这甚至无法覆盖基础研发成本。我们最低底线是5500点。”
“那我们需要看到能支持这个估值的具体数据。”江述寸步不让，“包括完整的测试报告、研发成本明细、竞争对手分析、以及你们对‘稳定性风险’的完整技术解决方案文档。”
“部分文档可以提供，但需要签署保密协议后。”对方说。
“我们可以现在就签署一份简单的保密协议，作为谈判附件。”江述反应迅速。
蓝队代表再次停顿。计时器：剩余14:30。
谈判进入细节博弈。双方就保密协议条款、数据提供范围、估值依据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攻防。江述展现出惊人的专注力和反应速度——他能记住对方二十分钟前提到的某个模糊表述，在后续对话中突然引用，作为质疑点；他能从对方看似合理的解释中找出逻辑漏洞；他能在让步时精确计算交换价值，确保红队利益最大化。
谢知野大部分时间安静观察，偶尔在虚拟便签上写几个关键词提示。徐景深则扮演数据支持角色，快速计算各种条款组合的预期收益和风险评分。
剩余10分钟时，双方差距缩小到：红队出价4200点，蓝队要价5000点。差距800点。
但更棘手的是条款分歧。蓝队拒绝设置“缺陷披露保证金”，只同意“如发现未披露缺陷可协商补救”；他们同意研发团队留任，但要求红队承担额外的人员激励成本；他们同意分两期付款，但要求第一期支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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