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敲了一下，裂纹从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
“不是我们。”顾晓曼纠正她，“是我。沈砚舟直到第三次被拍才意识到是我安排的。他来找我，差点掀了我的办公桌。但最后他什么都没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名头虽然难听，但对他做的事有帮助。他需要完成那三年的合同，需要让他父亲的后续治疗有保障。他不能翻脸。”
茶室的背景音乐是一首很轻的钢琴曲，音符像水滴一样一滴一滴落在安静的空间里。林微言低着头，看着桌上那份协议的复印件，看着五年前那个九月的日期。她忽然想起五年前的那个九月自己在做什么——她在书脊巷的老房子里，把沈砚舟送给她的那本《花间集》锁进书架最底层的抽屉里，然后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她那时候以为沈砚舟正在和新女友环游世界，以为他早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但事实上，他正在签一份卖身契。用三年的时间，换他父亲的命。用所有的误解和骂名，换一个她永远不知道的真相。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林微言问。这句话不是在问顾晓曼，更像是在问她自己，问五年前那个被分手的自己，问那个在书脊巷里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晚的自己。
“因为他不敢。”顾晓曼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一张纸，这张纸不是合同的复印件，而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纸张很新，日期是今年三月，上面写着患者的姓名——沈砚舟，诊断结果——中度焦虑障碍，伴有间歇性失眠。建议规律服药，避免过度劳累。
“今年三月份，也就是他回国之前。”顾晓曼说，“他不是回国追你，他是不得不在回国之前先把身体稍微养好一点。五年来他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时间还多。去年打赢最后一场官司的时候，他在法庭门口吐了。吐完以后擦擦嘴，继续回酒店开会。”
林微言把诊断证明拿起来。纸片很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的手腕在发抖，抖得纸片簌簌作响。她放下诊断证明，两只手交握在一起，用力握着，像是要握住某种正在从指缝间流失的东西。
“顾小姐，”她说，声音终于不再平稳，像是湖面裂开了一道缝，底下的水正在一点一点涌上来，“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
顾晓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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