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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制设计之初，有其高明与不得已之处。」
「高明在于，它将国家税收与土地、人丁直接挂钩，简单明了，易于在战后混乱的局面中推行和计算。」
「只要掌握大致丁口和田亩数，便能预估财政收入。
「且租、庸、调三者结合，涵盖了粮食、布帛、力役，基本满足了朝廷对实物和劳力的需求。」
输庸代役」之设，也给了百姓一定灵活性，朝廷则能获得更多绢帛，用于赏赐、
贸易或支付官俸。」
「不得已在于，」他话锋一转，语气凝重起来。
「它必须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而这些前提，随著时间推移，正在动摇，甚至已然破裂。」
李承干精神一振，知道关键来了。
「先生请细说，是何前提？」
李逸尘伸出一根手指。
「其一，前提是均田」相对得以维持，即国家能掌握大量可分配的公田，并能大致按照制度规定，将田亩授予新增丁口。」
「唯有如此，人丁与土地的绑定才有效，以丁为单位的征税才有依据。
他看向李承干。
「殿下，自武德、贞观以来，天下承平已近三十年。」
「人口滋生，远胜开国之初。而天下田亩有数，肥沃之地更是有限。」
「朝廷手中还有多少无主荒地可供授予新丁？」
「关中等核心区域，恐怕早已无田可授。」
「那些新增丁口，实际上并未足额获得法定的口分田，但他们依然要承担完整的租庸调。」
「此为一弊，谓之「受田不足而税如故」。百姓负担无形加重，逃匿之心渐生。」
李承干眉头皱紧。
他确实听过地方奏报，提及某些人多地狭之处授田困难，但从未将此与税收制度的根本缺陷联系起来。
先生一点，他忽然觉得背脊有些发凉。
如果大量百姓名义上有田，实则无田或田不足，却要缴纳足额租调，长久以往，会怎样？
民怨、逃亡、户籍隐匿————
这些他最近在文书中隐约看到的字眼，似乎找到了一个深层的制度根源。
李逸尘伸出第二根手指。
「其二，前提是人口相对稳定，流动性低。租庸调以丁」为征收单位，要求户籍清晰，丁口稳定。」
「然而，百姓为求生计，或因赋役过重，或因天灾人祸，迁徙流动，自古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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