坳里弥漫着浓雾。老王说他要留下来，“他们需要人看守”。我看着他走进雾里，蓝布工装渐渐变成个模糊的影子，最后被乳白色的雾气彻底吞没。
翻出围墙时，我发现裤脚上的破布条不见了。沾在铁丝网上的，是片带着暗红色血迹的婴儿襁褓，上面绣着朵早已褪色的牵牛花。这朵花仿佛是一个象征，诉说着某个不为人知的悲剧。
回到曲靖市区那天，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个卖花的老太太。她篮子里的白菊沾着露水，花瓣边缘泛着青紫色。“从松林镇采的，”老太太咧开没牙的嘴笑，“那边的花，特别能活。”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诡异的厂区。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021号尸体从冷藏柜里坐起来，胸腔的黑洞里开出朵巨大的牵牛花，花盘里嵌着七个小小的头骨，每个头骨的眼眶里都插着支燃烧的蜡烛。那景象既美丽又恐怖，让我在梦中惊醒，冷汗浸湿了整个后背。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松林镇。但每年雨季，总会收到个没有寄件人的包裹，里面装着片干枯的牵牛花瓣，边缘永远带着抹洗不掉的、暗红色的痕迹。这痕迹仿佛是一个诅咒，又像是一个提醒，让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在曲靖废弃工厂里的惊魂一夜。
回到曲靖市区的出租屋，我把从东配楼带出来的那片婴儿襁褓放在台灯下仔细端详。布料边缘的暗红色痕迹已经凝固成坚硬的痂，用指甲刮一下，竟簌簌掉下来些细小的磷光粉末。窗外的霓虹灯透过纱帘照进来，在布片上投下晃动的光斑，那些粉末突然亮起来，拼出串模糊的数字：“5-7-3”。
这串数字让我想起老王烟盒里的文件，其中一页提到“地下冷库密码与铜钥匙匹配”。我翻出背包里的战利品——那把在行政楼抽屉深处找到的黄铜钥匙，匙柄上刻着朵简化的齿轮花纹，齿槽排列得异常复杂。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麒麟区的旧货市场。在个堆满锈铁件的摊位前，老板用磁铁试了试钥匙：“军工货，60年代的，这种齿形是专门给弹药库配的。”他指着齿轮花纹说，“这是西南机床厂的标记，当年给兵工厂做过配套设备。”
摊位角落的旧报纸堆里，我发现张1976年的《云南日报》，第四版右下角有篇短文《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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