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某一年的财政需要，任他们肆意定度。
就以江陵百姓刚刚接受这个制度那一年来说，吴国起初划定的熟田比例极低，仅为一成左右。
一个额定租种五十亩常限田的自耕农，只需为其中五亩熟田缴纳高额租税。
不过三石米及少量钱布，剩下的四十五亩旱地，总共只缴三石，甚至更少乃至一些地方都不需缴。
看起来像极了轻摇薄赋的仁政。
可政策刚刚实行不到两年，画风就骤然突变。
熟田的比例直接被官府提高到六成甚至更高。
同样是那个农户，同样的五十亩地，突然有三十亩变成了熟田，一年需要缴纳的租米，直接从六石暴增至三十多石。
非只如此。
吴国对钱、布的徵调，与每亩熟田、旱田挂钩，譬如熟田交百钱，旱田交十钱。
吴国这么一搞，相应要上交的钱布也会同比例暴涨。
百姓为了少缴每年百来钱的口赋算赋都能溺婴，如今一下就要多交几百上千钱，他们还能如何？
这就迫使百姓必须将土地收成或布匹拿到市场去换取钱币，无不受到奸商劣富压价盘剥，常有人一年收成甚至不够交税的。
而户籍的身份不同，税率不同，民重税，吏薄税，士不税，这使得吴国税制更加繁琐，给了基层官吏更多上下其手的空间。
孙吴内部从未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亩税率，而是每年都根据战争预算开支、宫廷用度等财政需求，重新划定征税比例与税率。
当孙权需要筹备北伐西征，熟田比例便会大幅提高，就跟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抢钱没甚区别。
这套制度赋予了孙吴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能根据需要随时从民间抽取海量资源，但代价是彻底牺牲了百姓的稳定预期。
这与大汉东征之前，提前征几郡一年的赋税，然后接下来两年每年半税的制度是大大不同的。
这是竭泽而渔，百姓永远不知道明年自己耕种的土地会被划为熟田还是旱田，永远不知道税率会被定为多少，长期规划纯属放屁，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年会不会饿死。
于是，大量自耕农被迫『自愿』将土地投献给豪强，成为隐匿在其坞堡庄园内的佃户私奴。
至少豪强的剥削虽然沉重，却往往比孙吴年复一年、毫无规律的横征暴敛更容易预测。
这就是为什么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