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高额地租和盘剥，没有余财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产模式，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
即便有失地农民，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无法有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工人。
社会剩余财富主要被乡贤用于购置土地、放高利贷或奢侈消费，而非投资于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
苏泽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
苏泽在京师的办法，就是设置联防队，设置基层的法庭，将治安权和司法权，从乡贤手里夺回来。
再通过大型工厂，吸引农村劳动力，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
这套办法，在京师执行得很好。
原因也很简单，京师是大明的政治中心，财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无限。
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也不是什么乡贤，而是京师的勋贵外戚。
这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下，也不敢反对朝廷的改革，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没有形成问题。
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大，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有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
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内阁开始，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官员。
靠著江南原本积累的庞大城市人口，以及徐阶案件对于江南乡贤的打压，江南的工商业也十分的繁荣，甚至和京畿地区开始了产业竞争。
而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原本就有贸易的传统，也有追逐利润的野心，而且福建等地区土地资源有限，保守的土地乡贤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在内陆地区，在广大的农业地区，乡贤的势力就冒了出来，成了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这个问题，原本苏泽是计划，在乡村设立治所，派遣吏员进行直接管理来解决。
但是要在乡村建立治所，派遣吏员，这需要大量的识字人口，同时这些人也必须要保证待遇，这样才能不被乡贤集团收买拉拢。
这在如今的大明还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如今苏泽的改革，还是集中在少数城市发达的地区，还没能延伸到偏远的乡村。
何心隐的乡村建设学派，给苏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任何阶层也都不是铁板一块。
既然有保守乡贤，那也有开明乡贤。
除了乡贤之外，农村也有大量的富农、中农，这些人也有识字的意愿，是不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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