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黄册的原因。
司法上，民间纠纷多由乡贤「调解」，除非命盗重案，县衙极少介入。
这一点虽然在李一元主导的司法改革中有所缓解，但是对于一些偏僻乡村，乡贤主导司法的情况还是难以改变。
这实质是将国家最重要的征税权与司法权部分私有化，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贤」的格局。
以上是乡贤对于国家权力的侵夺，而更糟糕的是乡贤对乡村产业的抑制。
乡贤的经济基础是土地。他们通过地租、高利贷捆绑佃农和自耕农，使大量劳动力与资本被禁锢在土地上。
比如张元忭在信中也调查过，这次四川织锦业的危机，其作坊主原本多是小乡绅或富户，虽也算乡贤体系的边缘，但新技术冲击下他们破产。
但是掌握土地的大乡贤，也就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却并不会救助这些「工贾末业」，反而可能趁机吞并其资产。
因为对于这些乡贤来说，地租和高利贷才是他们最简单的盈利方式，乡贤本身治理乡村也就是靠这种方式，他们依靠宗族和帮闲来实行统治，也只能从事出租和放贷这种简单的模式，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入到新的工商业中。
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产业发展，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
乡贤的权力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举功名。
乡村私塾、族学的教育内容紧紧围绕科举，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耕读传家」根本的工商知识。
这一点，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后，依然难以瓦解。
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于实学，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
苏泽设计的小学，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这样一来小学对于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
最后就是乡贤的保守性，也抑制了商业流通。
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
他们维护本地利益，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征商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
即便朝廷强行推动，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
而最让苏泽不满的，是乡贤体系对于劳动力的束缚。
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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