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就成了看着一项技术被带进棺材的见证者。”
会议室里没有人再接话。
包司长合上面前的文件：“今天就到这儿吧。”
几个人陆续站起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响了一阵。
刘副司长拿起文件往外走，张副司长跟在他后面，两人在走廊里没有交谈。
姜涛是最后一个合上记录本的。
他没有立刻站起来，而是坐在原位，把自己那几页潦草的记录又看了一遍。当他看到页面上一行的空白处——刘副司长说话时他停笔的位置——他没有补上任何字。
他合上笔记本，放进公文包，拉好拉链，然后站起来，跟着其他人一起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有人在交谈，声音很轻，他没有听清内容，他走到楼梯口时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发出清晰的回响。
他走出大楼，站在台阶上，风吹在脸上，四月的京城，还是有些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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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飞第一次认真想这个问题，是在二厂二期的工地上。
那天下午没什么事，他绕了一圈，站在那栋还没封顶的厂房框架底下。混凝土柱子刚浇完不久，模板还没拆，钢筋头露在外面，被太阳晒得发烫。
几个工人蹲在二层楼板上抽烟，一个烟头扔下来，刚好落到他的脚边。
他抬头看了一眼，想骂人，想想又觉得没必要，摇摇头就走开了。
走着走着，就冒出了关于身后事的想法。
三十一岁，他本来不该想这种问题。
他爸是不到五十走的，走得太早，但至少不是暴毙。
医院里躺了几个月，把该说的话说完了。
他爸走的时候，他十八岁，站在病床边上，他爸握着他的手，说的最后一句是“得生个儿子，周家四代单传”，然后就走了。
他爸那时候是知道自己要走的，一个知道自己要走的人，至少还有机会交代点什么。
可如果他哪天突然没了呢？
开车的时候对面来一辆失控的大货车，走在路上被什么东西从楼上砸下来，去外地出差的酒店里半夜起火，或者任何他想都想不到的事。
这些东西跟年龄无关。
他查过，他爸的肝癌是有遗传可能的，如果他也有那个基因，他剩的时间就比大多数人少得多。
他跟唐晓雨提过一次，语气很随意，说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厂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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