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错了，替换一下，一篇小短文）
民国三十四年深秋，王树生蹲在自家门槛上数铜元。三十七个，刚够买半斗糙米。
巷口粮铺的伙计正用竹竿挑新幌子，红纸上“新米上市”四个字被风扯得猎猎作响，像极了上个月收音机里播报日本投降时，满城疯跑的孩子们手里的小旗子。
那年他儿子小顺刚满七岁，在私塾念《三字经》。
先生每月收两百文束脩，王树生在布坊当学徒的月钱能余下三百文，除了给小顺交学费，还能买块松糕让孩子揣着去学堂。
布坊掌柜的女儿与小顺同班，常有人看见两个孩子在巷口比谁的书包里有更多字纸。
小顺总把先生圈点过的功课纸压在枕头下，说要考城里的洋学堂。
那时的米价还讲规矩。初一挂牌的价钱，能稳稳当当撑到月中。
米铺掌柜总说“天塌下来有官价顶着”，说这话时他指间的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黄铜边框在油灯下泛着暖光。
王树生每次路过学堂，听见小顺跟着先生念书的声音，就觉得布坊里染缸的靛蓝气味都带着甜。
变故是从民国三十五年夏天开始的。
先是法币突然变得不经花，月初能买两斗米的钱，到月尾只能换个空米袋。
布坊老板开始用糙米抵工钱，王树生背着半袋米回家时，总能看见粮铺前排着长队，人们攥着成沓的钞票，眼神比六月的日头还焦灼。
私塾先生把束脩涨到了五千元法币，王树生的妻子翻箱倒柜找出陪嫁的银镯子，换了一沓钞票让他送去，夜里却在灶房偷偷哭，米缸见底的声响，在寂静里像把钝刀子。
小顺把窝头让给妹妹吃，自己揣着块红薯去学堂。
有天放学，孩子红着眼圈说先生家的米缸也空了。王树生摸了摸儿子枯瘦的肩膀，看见他袖口磨出的破洞，想起年初小顺还缠着要买本字帖。
最吓人的要数民国三十七年的“金圆券”。
政府说换新钱就能稳住物价，王树生揣着全家人攒了半辈子的法币去银行兑换，玻璃窗里的职员数钱时哈欠连天。转头去给小顺交学费，先生在账本上划掉“五万元”，改写成“一斗小米”。
他背着米袋走出学堂，听见里面传来算盘声，像在数着日子过。
小顺开始帮布坊的账房先生抄字，换来的糙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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