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打了水漂才好。
大院里的夜风透着一股子深秋的凉意。
篮球场边上的几盏高脚白炽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昏黄的光晕打在龟裂的水泥地上，偶尔有几只飞蛾围着灯罩瞎撞。
关超被自家亲妈念叨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实在是在家里待不住了，溜达出了家门，到篮球架底下躲清静。
他后背靠着冰凉的铁柱子，从裤兜里摸出半包被压得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根咬在嘴里。
刚低头划着一根洋火，火苗子还没凑到烟头上，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咔嗒”声。
“超哥！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愣呢？”
关超捏着火柴梗抬起头。来人单脚撑地，把一辆半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停在场边。
正是孙政委和李白凤家的小儿子，孙卫东。
孙卫东今年二十四，在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
他遗传了李白凤那和气斯文的样貌，身上穿着件熨得平平整整的白的确良衬衫，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细皮嫩肉的，十足十是个文化人的做派。
“你小子怎么溜达出来了？”关超甩灭手里的火柴梗，把没点着的烟从嘴里拿下来。
“刚从我妈那儿挨了一顿数落呗。”
孙卫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走到关超跟前，靠在另一边的铁柱子上，长叹了一口气。
“这不，非逼着我周末去参加那个什么青年联谊会。说是棉纺厂和百货大楼的单身女同志都去，让我去挑挑。我都烦死了，那种场合，几百号人排排坐，跟看猴戏似的，有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