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屋的门被刀疤脸从里面顶上了。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两只缺了脚的板凳，外加一盏豆大的油灯，就是这间废弃民房里所有的家当。
余则成坐在八仙桌前，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条。
蜡封在火柴的烤灼下一点点融化。褐色的蜡油顺着纸条边缘滴落，在桌面上凝成一小块圆饼。
他展开了纸条。
字很小。是用削尖的竹签蘸着碳墨写的，笔画极细极密，挤在不到三寸长的纸条上。
“经南方局核实与综合评估，余则成同志经受住了生死考验，屡立奇功。特批同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即日起启用高级别单线代号。入党介绍人：吕宗方（追认）。”
余则成的手指停住了。
吕宗方。
入党介绍人。
他死了快两个月了。他在那个脏得看不见墙壁的贫民窟地窖里，用最后一口气说出了“延安”两个字。然后他的眼睛就不动了。
余则成把纸条放在桌上，摘下了眼镜。
他用手背很快地擦了一下眼角。动作很小，几乎看不出来。
教书先生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他在等。
过了大约半分钟，余则成重新戴上眼镜。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了。
“程序呢？”他问。
教书先生从长衫的暗袋里掏出一小瓶红墨水和一支秃了头的毛笔。他蹲下来，从八仙桌底下抽出一张发黄的草纸，铺在地上。
然后他开始画。
画得很慢，很认真。一笔一笔地，在那张粗糙到能看见稻草纤维的黄纸上，画出了一面旗帜的轮廓。
没有镰刀。没有锤头。线条歪歪扭扭的，红墨水的颜色偏暗，像是干涸的血。
但它是一面党旗。
教书先生把这张纸用两根铁钉钉在了斑驳的土墙上。钉子很锈，砸进去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
“面朝西北。”教书先生退后一步，声音很轻。“延安的方向。”
余则成站了起来。
他站得很直。比平时要直。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指尖微微发抖。
他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入职军统的第一天，被周孝先栽赃通敌时的惊恐和绝望。想起了在电讯科那些没日没夜破译密码的日子，想起了吕宗方在防空洞里递给他的那支烟。想起了左蓝在雨中送给他那本伪装成《唐诗三百首》的书。想起了歌乐山上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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