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余则成出现在了电讯管理总局对面的一家缝纫铺里。
缝纫铺很小。一间门面，一台老式的脚踏缝纫机，几匹发黄的布料堆在架子上。招牌上写着“吴记缝补”，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蓝布帘子。
老板娘姓吴，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背微驼。她是教书先生安排的外围掩护点。余则成的身份是她从乡下来投亲的远房侄子，来城里“学手艺”的。
“坐窗口那个位置。”吴老板娘用极低的声音说，“帘子别撩太高。”
余则成在窗口的矮凳上坐下了。面前摊着一块灰布，手里拿着剪刀和软尺。他低着头量布的时候，视线透过帘子的缝隙，正好能看到对面那栋三层灰楼的正门。
日伪电讯管理总局。
灰楼外墙刷着“大东亚共荣”的标语，门口立着两根混凝土柱子。柱子后面站着两名日军宪兵，钢盔、步枪、刺刀。一动不动，像两尊铁铸的雕塑。
余则成开始记录。
他没有用笔记本。太扎眼。他用铅笔在面前那张旧报纸的边缘做标记。标记很小，是一套他在军统电讯处时自创的速记符号。外人看来就是裁剪时随手画的尺寸线。
早上七点零三分。第一次换岗。
两名新兵从灰楼侧面走过来，与门口的哨兵交接。交接过程中，两组人都站在门口寒暄了几句。从老兵走开到新兵就位，中间有大约八分钟的间隙。在这八分钟里，正门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
八分钟。余则成在报纸上画了一个小圆圈。
上午十点。一辆黑色轿车从正门驶入。车上下来三个日本军官，军衔从肩章看是两个中佐一个大佐。他们在门口出示了证件，被引进了一楼。
上午十一点半。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从正门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看穿着像是汪伪的文职官员。他出来后在门口抽了一支烟，目光朝街面上扫了一圈，然后拐进了旁边的巷子。
余则成注意到了这个人的眼神。不是闲逛的眼神，是在确认周围有没有异常。
汪伪的情报人员。
中午十二点。灰楼里出来了七八个穿工装的中国人，提着饭盒往街对面的面摊走。他们是灰楼里的杂役和后勤人员。余则成数了数，一共八个人。
下午一点零二分。第二次换岗。流程和早上一样，间隙仍然是八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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