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海一听，赶紧说：“队长，经费我来垫。”
大队长的笔停了。
他看了胡文海一眼，有点意外，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笑眯眯的表情，他摆摆手:
“不光经费，经侦大队就这么几个弟兄，平时工作很忙，真腾不出人手。”
胡文海站在那儿，忽然觉得浑身发冷。
他明白了。
不是没有经费，不是没有人手。
就是不想办。
一次又一次。
被敷衍。被推诿。被踢皮球。
前后八个多月。
胡文海的两条腿，都快跑折了。
一丁点结果都没有。
那天晚上，胡文海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包烟。
妻子出来收衣服，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孩子们早睡了。
院门外传来狗叫声，远处的山黑黢黢的，像一堵墙。
他想起自己缝了二十三针的那个晚上。
想起高家兄弟连夜搬走。
想起胡根生拿着两万三来说和。
想起崔副书记那句话——“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也不给你办。”
想起经侦大队长那张笑眯眯的脸。
他把最后一根烟抽完，烟头在指间碾碎。
“行。”
他站起来，声音很轻，像是跟自己说的。
“你们不办，我自己办。”
从那天起，胡文海对上访彻底绝望了。
他下定了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这一切。
这起血案里，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
刘海旺。
小名“海旺子”，1959年生，高中文化，在北山煤矿当工人。
他跟胡文海关系不错，跟胡根生也很熟。
老话说得好——两个人闹矛盾，他们共同的朋友最尴尬。
刘海旺就是那个最尴尬的人。
他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有一回喝酒，刘海旺跟旁人叨咕过：“文海那脾气，我太了解了。点火就着，着起来就不管不顾。我就怕他哪天冲动，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他琢磨着，得想个办法劝和。
可他不知道的是——
好的不灵，坏的灵。
1999年10月26日。
刘海旺决定出面调解。
白天，他先去找了胡根生。
刘海旺坐在胡根生家的沙发上，开门见山:“根生，你跟文海之间有点不对付，大伙儿原来都是弟兄，什么事说开就好了。”
胡根生端着茶杯，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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