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胡风对吴天然说：“表哥，咱们两个现在都在进行交叉锻炼啊。我从北京下到了山阳，你从山阳让到了北京。”
吴天然笑笑说：“咱两个还有区别，你是主动去的，我是被动来的。”
如果说官员们是升之路上的长跑选手，除了他们自己的起步和助跑要有力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场外的因素。说白了，就是“一把手”的判断。
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而官员选拔政策的摇摆，往往会造成这样的“夹心”官员群。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有专家就指出，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另外，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吴天然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现在，让胡风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厅局之后的去向。因为他和吴天然一样，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正厅级的待遇了。
从北京的干部发展轨迹来看，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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