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声，给我留一件？尺码我跟你报，钱我先汇过去！”
大姐哭笑不得地对着电话那头说：“哎呀，不是我不帮忙。厂里现在三班倒都赶不出货来，连我们自己家的人都还没穿上呢！”
这话倒也不假，合作社服装厂的车间里，缝纫机的踏板声从大年三十响到了正月初二，于大姐带着一帮女工连轴转，连年夜饭都是在车间里就着一碗饺子对付过去的。
而在距离合作社二十里地外的下洼村，选绒车间的灯火也整整亮了三夜。
张家栋的大姐放下电话，顾不上歇口气，套上棉袄就往村东头的车间跑。推开车间的木门，一股混杂着鸭绒、鹅绒特有气味的暖风扑面而来。
几盏白炽灯照得满屋子亮堂堂的，几个妇女围坐在长条桌旁，每人面前堆着一座小山似的白色羽绒，手指翻飞，正一根一根地过手挑拣。
大姐的目光越过她们，朝车间深处看去，一个瘦高个儿的年轻人正弯着腰，跟旁边一个姑娘低声说着什么，手里还捏着一把刚挑好的鹅绒，对着灯光来回翻看。
“柱子！”大姐喊了一声。
柱子闻声抬起头来，看见是大姐，连忙放下手里的绒毛走了过来：“张大姐，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大姐走上前，打量了他一眼。柱子穿着件旧棉袄，袖口沾满了细细的羽绒碎屑，脸上带着熬夜的疲惫，但精神头却很好，“这话该我问你，你这几天熬了几个通宵了？眼圈都跟大熊猫似的了！”
柱子憨厚地笑了笑，挠了挠后脑勺：“也没几个……就三十儿晚上、初一晚上，加今天，三个晚上。”
“三个晚上！”大姐心疼地拍了他一巴掌，“你不要命了？赶紧回去睡一觉！”
“睡不着。”柱子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种平时少见的认真，“这批绒子是春晚明星穿过的同款，全国老百姓都在盯着咱们的货呢。我心里装着这事儿，躺下也闭不上眼。”
他顿了顿，转身指着角落里那台正在运转的充绒机：“再说，大壮也在那儿盯着呢——他那个人莽，我怕他一个人盯着机器出岔子，得有个细心人在旁边看着。”
大姐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车间最里面，一台充绒机正嗡嗡地运转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年轻人正蹲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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