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沈清是被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吵醒的。
她迷迷糊糊地摸过手机，屏幕上跳动着本地座机的陌生号码。
接起后，对方自称是XX路派出所的民警，语气客气却透着公事公办的严肃，请她今天务必抽空去一趟，就刘灿和刘丧的情况做个笔录。
沈清瞬间清醒，坐起身应了一声“待会就过去”。
挂断电话，她在床沿静坐了几秒，昨日积攒的轻松愉悦如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沉甸甸的压抑。
沈清起床洗漱后，在楼下吃了早饭，吃完出门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派出所。
接待她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民警，态度温和，将她领进一间办公室。
民警详细询问了她发现两个孩子、垫付医药费的经过，沈清一一如实作答。
民警一边记录，偶尔抬眼看向她，目光里藏着几分同情与无奈。
笔录结束，民警合上本子，轻叹一声，将残酷的现实和盘托出。
“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个赌棍，外头欠了一屁股债，我们前两天上门，他听到风声提前跑了，至今下落不明。”
民警顿了顿，语气更沉，“我们还查到，他把父母留下的老房子私下抵给了高利贷。虽然法律上抵押无效，但那些人都是滚刀肉，这几天他们找不到人，房子已经被强占了。”
沈清问：“那我之前垫付的医药费是不是要不回来了？”
“恐怕是要不回来了，他名下毫无资产，人也找不到，就算起诉胜诉，也面临执行不能。”
沈清本就没指望这笔钱，听到这答案并不意外，点了点头。
她接着问：“那两个孩子，后续怎么处理？”
民警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我们联系过他们的母亲。她在邻市重组了家庭，说自己现在也很困难，实在无力抚养。就算走法律程序强制执行，她也确实拿不出钱，这种情况，两个孩子大概率会被送到福利院，走民政程序。”
走出派出所时，外头阳光极好，明晃晃地砸在柏油路面上，刺得人眼眶发酸。
沈清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她决定再去一趟医院。
明天她就要回北京，临走前，她想再看他们一眼。
路过ATM机时，沈清取了两千块钱。不是舍不得，而是她太清楚，两个孩子身上揣着巨款，非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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