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李怀忠进言所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就当时形势而言，李怀忠和李符的理由都是很充足和现实的。
但现在洛阳经过赵柽十多年的经营，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主要的阻力将是来自像太宗那样的利益既得者。虽然赵柽还没有确定继承者，但汴京成为大宋的都城已经近二百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地方势力，他们和皇族及朝廷官员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迁都将妨碍他们的利益，也将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
而当年太宗劝服太祖的‘在德不在险’也在儒教盛行的大宋拥有很大的市场，他们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以为单纯的依靠德政就能江山永固。
即便本朝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以汴京为都的缺点。名臣范仲淹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名将韩琦也曾建议说：“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或被人劝阻，以致遗祸后代。
后世顾祖禹总结的好，他说：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赵柽对于‘德险之说’也是另有看法，就德治和设险守国而言，德治固然应当放在首位，但设险守国绝不能忽视。但与敌人谈道德和与虎谋皮无异，满口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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