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过不了多久就会再回来。他回到自己办公室之后从抽屉里翻出好几张被压在抽屉最底层的旧纸页，上面全是他第一次和第二次接触后随手写下的零碎笔记。他把这些笔记放在办公桌上对着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打开笔盖，在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写下——我已经回不去了。
他开始变得不像自己。他的同事们注意到他最近越来越瘦了——以前那件极合身的书记官制服现在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袖口挽了两圈还是松，腰带扣到了最里面的扣眼还是多出半截。他在食堂打饭时总是只拿一小碗清汤和一块干面包，然后坐在角落里对着碗发呆，面包从热放到凉从凉放到硬，汤面上凝出一层极薄极透明的油脂。以前他吃饭时总是一边吃一边翻看最新的学术期刊，现在他只是在发呆。卡维有一次在走廊上拦住他，说你最近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又接了什么不该接的工作量。他说没有。卡维说你不要再碰那些东西了，你的状态明显不对。他说只是最近在减重。卡维用一种极复杂极深沉极像是在看一个自己劝不动的老朋友的目光看着他，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的体重。他说人总归是会改变的。
他以前开会时总是极冷静极从容极条理清晰地逐条批驳每一个不合理提案，引用法典条文时从不需要翻任何参考书，对每一个数据都信手拈来，所有逻辑漏洞都逃不过他的耳朵。现在他只是在所有人讨论完之后用一种极空洞极敷衍极漫不经心的语调说“都可以”。有一次教令院高层关于预算分配的争论持续了很久，双方僵持不下，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他——按照惯例，他会在这个时候逐条分析双方的利弊然后给出一个无可辩驳的最优解。他只是说——“都可以。”散会后他在笔记本上继续写着那些没人能看懂的符号，写完之后把那一页撕下来放进自己口袋里，然后在无人注意时从后门走回了禁书库的方向。他以前每天都准时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咖啡馆，坐在同一张靠窗的桌子前，喝同一款不加糖的黑咖啡。现在他仍然每天出现在咖啡馆，但他的咖啡常常从热放到凉又从凉放到彻底冷透，因为他一直在用钢笔在纸质的藏书目录背面疯狂地写着什么——那是他从第二次接触后自动浮现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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