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记得当初亲妈来接她的那天。
那个女人穿着光鲜，手腕上戴着一块亮晶晶的上海牌手表，站在门口冲她招手，笑得比天边的日头还晃眼。
她带自己回家，给她准备了单独的房间，床单是新的，枕头是软的，衣柜里挂着一排新衣裳，料子比她从前穿的那些都好。
继父家里有钱，还有那么一点小权，客厅里的收音机是红灯牌的，茶几上常年摆着水果罐头和奶糖。
继父对她说话客客气气，继姐拉着她的手说“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她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好地方，以为母亲是爱她的，只是从前有苦衷才没来找她，以为自己即将过上想要的生活。
继父在托人，她会有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不用下乡，不用吃苦，安安稳稳地坐在那儿就行。
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工作的事迟迟没有下文，倒是下乡的名额先下来。
她拿着那张薄薄的通知书站在客厅里，手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
她质问她那位好母亲：“你不是说会给我安排工作吗？你不是说接我回来是让我过好日子的吗？当初你抱着我哭，说对不起我，说要补偿我，那些话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