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再通俗点说，就是不再要求该类未成年轻罪人员，在升学、就业时主动申报自己的犯罪经历，司法档案做特殊处置，不再向社会随意公开。”
李副书记脱口而出：“这不就和小吴的想法一模一样嘛？所以他不是首创？”
“算不上首创。
九十年代末，国内法学界就有了零星本土化的系统构想。到2002年，法大有位青年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叫《简论前科消灭的定义及其内涵》。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内部研讨论证，这才有了冀省那一轮基层试点。
哦，对了，那位于姓青年学者毕业后留校任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系列研究，在论文发表同年破格评上了副教授。”
“原来如此。”
原本聊到这里，李副书记都有些泄气了，吴语的设想早有人先行一步。
哪曾想...
却听姜教授无比郑重地转折：“但是！
地方试点仅限于区法院一家的局部尝试，程序粗糙，缺少公、检、法、司多部门统一配套规则。
而吴语同学拿出的，是一套通盘考虑、多机关联动、权责边界清晰、可以上升到立法层面的完整制度框架。
综上所述，我可以明确告知，这套制度具备很强的现实参考意义，对我个人的启发也很大。”
好家伙！
在短时间内，李副书记的情绪完成了从愣神、到微妙、再到难以置信的转变！
他咽了咽口水，半是严肃、半是玩笑：“你可别硬夸，小吴就在我跟前坐着呢！”
结果姜教授一听，立马说道：“那敢情好，把电话开公放，我跟他讲。”
“行。”
李副书记当即打开免提，将手机平放在了茶几上。
吴语俯下身，靠近手机听筒，和姜教授聊了起来。
两人一来一回，越聊越是投机。
先是姜教授围绕“未成年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刨根问底，点出冀省试点暴露的诸多短板。
吴语则顺势抛出：
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档案系统互不打通，现实里很容易出现“法院封存了，派出所户籍档案还留着记录”的漏洞；
还有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之后，这套封存效力要不要自动失效，等等。
随即，话题慢慢发散，又聊到此时只停留在学界探讨阶段的附条件不起诉，以及校园侵害案件实务处置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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