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半个月，我天天看着营里的兵出操、训练、巡逻。大伯跟我说，傅家大房从军，守的是国门，四房从政，守的是民生，都是傅家子孙的责任，没有高低。”
傅泽凯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却字字都砸得人心里发沉，
“那时候我就想，我也想穿军装，也想站在界碑旁边，跟他们一样。可我也知道，我是四房的长孙，爷爷和爸爸给我铺的路，是我生来该担的责任。这个念头，我压了十二年。”
傅承骁沉默了，原来他从小就有这个想法了，居然这么久都没跟人说过。
“我不是一时冲动。”
电话那头的声音顿了顿，不再是刚才平稳无波的调子，像是穿过了一整年的风沙，落回了那个漫天飞雪的西北戈壁。
“去年暑假我跟着导师去西北做课题，我们去的那个哨所，离边境线只有八公里，方圆百里全是戈壁，冬天零下三十度，夏天地表温度能到六十度。”
傅承骁原本搭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收了收，他太清楚这种环境意味着什么。
傅泽凯连住总统套房都要自己带床单，更别说这种连干净水源都稀缺的戈壁滩。
“我们到的第三天，遇上了暴雪。山下两个牧民放羊迷了路，失联了。哨所里的兵要出去搜救，带队的连长不让我们去，说太危险，雪太大，连路都看不清，一脚踩空就是沟。”
他的声音又停了一下，这一次，傅承骁听出了藏在平稳里的、压了整整一年的震动。
“我跟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