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码头像一只被战争煮开的铁锅，汽笛、号子和哭声全挤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傍晚里。
五点半，军方运输船队贴上码头，缆绳刚甩出去，岸上的人潮就往前涌了一截。
郑耀先站在船头，第一眼看到武汉的时候，心里的感觉只有两个字：疯了。
码头上人山人海。从东线撤下来的军队、各部的官员、拖家带口的难民、扛着照相机的外国记者、挂着使馆牌子的小汽车，所有的东西挤在一起，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是标语，红底白字的、白底黑字的，“抗战到底”“保卫大武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每隔十几米就刷了一条，像是一座城市在歇斯底里地呐喊。
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不是恐惧，也不完全是亢奋，而是两种东西搅在了一起，产生了一种末日狂欢式的燥热。
郑耀先跳下驳船的时候，脚踩在码头的石板上，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踏实。他已经在水上漂了四天多，从南京外的临时渡口到安庆，再从安庆换上军方运输船队到武汉，从地狱到人间。虽然这个“人间”看起来也不怎么太平。
他的目光快速地扫了一遍码头周围。
三拨眼线。
码头入口处卖香烟的老头，看着像是本地的地痞，但眼神太清醒了，不是抽大烟的人该有的样子。左手边茶棚下面坐着两个穿灰长衫的男人，面前放着两碗早就凉透的茶，没有人喝，眼睛一直在盯着下船的人群看。右手边一辆黄包车旁站着一个戴礼帽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份报纸，但是报纸拿反了。
三拨人，三个方向，至少代表了三股不同的势力。
特务处的、党务调查科的、还是日本人的？
郑耀先没有理会他们。他带着陈国华和刘大牛，护着老吴一行五人，混进人群里，很快就消失在了码头出口的方向。
第一件事是送老吴。
军政部军械司的临时办公处在武昌蛇山脚下的一栋洋楼里。郑耀先亲自把老吴五个人送到了门口，在门卫处出示了特务处的证件，说明来意，不到十分钟，一个穿军装的中年人急匆匆地从楼里跑了出来，军衔是上校，胸口别着军械司的标识牌。
老吴把那个铜筒从油布包裹里取出来，郑重地交到了那个上校手里。上校打开铜筒盖子，抽出里面的图纸展开了一角，只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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