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清刚来到胡同口，就碰上了阎阜贵。
这老小子蹲在门墩上，手里夹着根烟，烟灰老长了也不弹，一脸愁容跟死了亲爹似的。刘国清远远看见，喊了一声：“阜贵。”
阎阜贵抬头，看见刘国清推着自行车走过来，眼睛先是一亮，然后赶紧站起来，把烟掐了，脸上挤出笑：“呀，是三叔回来了。”
刘国清从车上下来，阎阜贵的目光就黏在那辆自行车上了。飞鸽，新的，黑漆锃亮，车把上还残留着红绸子的碎屑。他围着车转了一圈，伸手摸了摸车座，那动作轻得跟摸瓷器似的。
“三叔，您这车，挺贵的吧？”
“还行吧。”刘国清把车支好。车不是他买的，总务司领的，多少钱他不知道。不过看阎阜贵那眼神，跟见了亲娘似的，他就知道这玩意儿在老百姓眼里是什么分量。
1956年，八级工制度还没铺开，普通工人一个月三十来块，一辆自行车一百多，不吃不喝攒半年。对阎阜贵这种小业主出身的，买得起，但不敢买——成分不好，低调还来不及呢，哪敢摆这个谱？
“怎么了，我看你愁眉苦脸的，有什么烦心事？”
阎阜贵叹了口气，蹲回门墩上，又掏出根烟点上。他抽了一口，吐出来，烟雾在风里散得很快。
“解成那孩子，十七了。学习成绩也不算太差，想着去考学吧，成分问题过不去。工作呢？街道办排队，也轮不上。所以啊，我愁死了。”
刘国清点了点头。成分问题，卡死了多少人。阎解成他见过，那孩子不笨，就是生错了家庭。阎阜贵要是个工人，哪怕是个扫大街的，孩子的事都好办。可他偏偏是个小业主——放在几年后，这俩字比什么都沉。
刘国清没接话。不是没话说，是说了也没用。他帮不了阎解成，至少现在帮不了。政策的事，不是他一个副司长能动的。
阎阜贵伸手摸了摸自行车，啧了一声：“咱们院，除了许富贵家那辆厂里配的，这恐怕是第一辆自己的了吧？”
刘国清看着他，心想这老小子真是奇怪。刚才还说儿子的事愁得要死，现在眼珠子就盯着自行车。其实但凡他多说几句儿子的事，刘国清还能帮着出出主意，比如让阎解成去学个手艺，或者先干个临时工攒攒资历。既然他不问，自己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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