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给我，我会分三个阶段来完成。”
“第一，事前准备。我会成立工作小组，拉横幅，做海报，联系媒体进行宣传预热……”
“第二，事中实施。我会邀请领导讲话，安排摄影师全程跟拍，确保活动隆重热烈……”
“第三，事后总结。我会写好总结报告，向领导汇报……”
听着听着，左边那位年纪稍大的女考官忍不住摇了摇头，在评分表上打了个低分。
这孩子，中毒太深了。
送法下乡，重点是“下乡”，是解决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是田间地头的事儿。
可张鹏程的回答里，全是“拉横幅”、“请领导”、“搞宣传”。他关心的不是老百姓能不能听懂法律，而是这场活动“看起来够不够大”，“能不能让领导露脸”。
这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十五分钟过去。
张鹏程答完了三道题，甚至还剩了一点时间。
他最后做了一个深呼吸，脸上挂着自认为完美的微笑，再次90度鞠躬。
“考生答题完毕，谢谢各位考官！”
然后，他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自我感觉良好到了极点。
门关上的那一刻。
主考官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叹了口气。
“现在的大学生啊，书背得是一个比一个溜，官架子端得比我都大。”
旁边一位考官也苦笑着摇摇头：“太‘油’了，也太‘空’了。让他去组织活动？估计除了挂横幅啥也不会，全是花架子。”
“给个基准分吧。”
主考官重新戴上眼镜，提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分数。
“72分。”
这是一个不高不低，在大神云集的省考面试中，注定只能当分母的平庸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