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朝廷的分类不够细，地方官在执行的时候就有了腾挪的空间。腾挪来腾挪去，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这些做买卖的。”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味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然后又说了一句：“不过话说回来——朝廷肯把分类列出来，就已经比以前强了。”
“以前收税，全凭地方官一张嘴，他说你该交多少，你就得交多少，没有道理可讲。现在至少还有一封信、一张纸、一个数字，咱们能算，能争，能申诉。”
秦家的代表是七个人中唯一一个在官场上待着的——宁波府学教授秦守正，今年五十八岁，管着府学的学田和学租，同时也兼着一些地方上的采买。
他的身份让他比其他六个人更接近官府，也让他更清楚朝廷这些年的变化。他一直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听着，偶尔端起茶杯抿一口。
现在他终于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教书先生特有的平稳和清晰：“我来说一句吧，你们说的都有道理——税收重了，利润薄了，日子不如以前好过了。”
“这些都是事实，我不反驳。但我还想问一句——在座的各位，有谁觉得咱们能像福建那样，硬扛到底？”
这句话一出，阁楼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了一下。不是风，不是动静，而是一种所有人同时屏住呼吸之后形成的、无声的真空。
片刻之后，秦守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依然不高，依然平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讲台上放下来的一块砖：“没人觉得能扛，对吧？我也觉得不能扛。”
“既然不能扛，那咱们坐在这里发牢骚，发完了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说完之后就闭上了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是凉的，但他没有皱眉，慢慢咽了下去，像是那口凉茶正好能润一润他刚刚说了太多话的喉咙。
阁楼里安静了，那种安静和之前都不一样——之前的安静是震惊的安静，是难以置信的安静，是还在消化消息时的那种茫然的安静。
而现在的安静，是所有人都已经把消息消化完了、把愤怒也释放完了、把恐惧也掂量过了之后，面对着“接下来怎么办”这个问题时的那种沉默。
那种沉默更沉，更重，更像是一块压在桌面上、没有人能抬得动的石头。
方世昌第一个打破了沉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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