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到深圳，这一路都得有人照应”；
大舅的声音最响亮——“县里要办两岸探亲交流座谈会，到时候咱们重阳镇就把甄贤婆婆这一家作为重点台属代表”。他们讨论着老先生的回乡路线、接待方案、座谈会的发言稿准备，甚至细到安排卫生院提前来给甄贤婆婆做一次身体检查，确保老太太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丈夫。
月生伯伯端着茶壶在门外徘徊了好久，想送茶进去，又怕打扰；几次举起手敲门，又几次放下来。
院墙边，帮忙搬桌椅的东西哥哥正扶着最后一张课桌往学校走。他肩上蹲着一只溜出来的虎斑猫，正眯着眼往晚霞深处望。他顺着猫的目光看过去——天边那道火烧云，铺得那么宽、那么远，像是要从重阳镇一直铺到台湾海峡的对岸去。
秦副部长走后，大舅就让人把一封密信带到了甄贤婆婆手里。
送信的不是邮递员，是虚玉华。她那天破例没有穿高跟鞋，换了一双平底布鞋，脚步轻得几乎没有声响。她走到甄贤婆婆的院子里，把一封信双手递过去，声音比平时低了三分：“老太太，这是镇长让我亲自交给您的。您慢慢看，有什么话，您让人带个话到镇上就行。”说完，她鞠了一躬，转身走了。高跟鞋换成布鞋，走得比高跟鞋还急，像是在躲避什么。
甄贤婆婆接过信，没有马上拆开。她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把那封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信是牛皮纸的，封口打着火漆，火漆上盖着县对台办公室的红章。她的手指摸过那枚红章，又摸过火漆上凸起的纹路——像是在摸一件隔了五十多年的旧物。
然后，她拆开了信。
夕阳透过白果树的枝叶洒在她身上，把她的侧影染成一幅斑驳的剪影。院子里只有她一个人，连平日里总在她脚边绕来绕去的老花猫也不见了。她看信的动作很慢，一行一行地看，有时候看完了又折回去，把前几行再读一遍。她的手一直在抖，信纸簌簌作响，像是在风中哭泣的树叶。
月生伯伯从茶馆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推开门，看见老娘坐在院子里，手里攥着一封信，脸上泪水纵横，却笑得像一朵绽开的秋菊，把他吓了一大跳。他快步冲过去，声音都变了调：“妈，您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甄贤婆婆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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