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送达。诉讼程序在等待伤残鉴定结论期间相对停滞，但律师蒋文斌与主审法官保持了沟通，强调了案件的紧迫性和伤者家庭的困境。对王德发银行账户的查询也有了结果，其名下几个账户余额总计不足五万元，已被冻结。这部分钱，对于巨额赔偿而言，杯水车薪，但聊胜于无。
战场三：与宏远建筑公司的谈判博弈。
这是决定赔偿能否快速到位的主战场。工伤认定书和伤残鉴定结论出来后，谈判有了明确的标尺。宏远公司的张总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从最初的拖延推诿，到后来的谨慎接触，再到工伤认定后主动提出协商。古民清楚，对方感受到了压力：事故调查报告基本认定脚手架安全隐患是主因，总包方安全管理不到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多起诉讼合并审理，标的额巨大；被查封的王德发资产价值有限，宏远公司作为总包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风险极高；更重要的是，事故处理久拖不决，对公司在建项目的安全检查、招投标乃至银行贷款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谈判是艰苦的拉锯。宏远公司的法务和谈判代表，在每一个赔偿项目上锱铢必较。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实际发生且有票据的费用，争议不大。争议焦点集中在：伤残赔偿金的具体计算标准（按受诉法院所在地还是受害人经常居住地）、误工费的计算时长和标准、陈大友的后续康复治疗费和残疾辅助器具费预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以及最重要的，王德发应承担的份额与宏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的追偿问题。
古民和蒋文斌做了充分准备。他们根据法律规定、本地司法实践、类似判例，为每位伤者计算了详细的赔偿清单，有理有据。谈判桌上，蒋文斌负责法律条文和专业交锋，古民则负责把握节奏和底线。他明确表示，底线是必须覆盖所有已垫付和未来必然发生的医疗费、合理的伤残赔偿及后续康复费。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就部分项目的计算标准进行协商，目的是尽快拿到钱，让伤者安心治疗和恢复，也让宏远公司尽快了结此事，避免诉讼拖延带来的更大损失（包括可能的行政处罚和商誉损失）。
谈判进行了四轮。古民适时展示了“软”与“硬”的两手：“硬”的是，明确告知对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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