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充分讨论和背对背评分，尽可能减少个人偏见。”
李薇则从文化角度提出：“文化契合系数听起来有点虚，怎么衡量？会不会变成‘跟谁关系好’就给高分？”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文化契合的具体行为体现。”古民说，“比如：在处理用户数据时是否严守底线？在面临短期利益诱惑时是否坚持工具中立？是否主动分享知识、帮助同事？是否在用户反馈中表现出真正的共情和解决问题导向？我们可以把这些具体行为纳入评估维度，虽然仍有主观性，但比完全模糊要好。这本身也是一个强化我们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经过数轮激烈而坦诚的讨论，方案细节被逐步打磨完善。大家最终达成共识：尽管这个“内部虚拟股权”方案不完美，存在主观判断空间，也缺乏法律上的强制性，但它是实验室在现阶段能找到的、最能体现其价值观和长期主义导向的激励工具。它将成员的长期利益，与实验室追求的“用户信任资产增长”和“可持续问题解决能力”这些非传统财务指标深度捆绑，鼓励大家做对长期有价值的事，而不仅仅是完成短期任务。
方案公布与影响
最终方案在全员会议上公布。古民详细阐述了方案的设计逻辑、授予原则、运作机制和潜在风险。他坦诚地表示，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股权，其价值最终取决于实验室能否成功以及未来的分配决策，存在不确定性。但他强调，这是实验室在现有条件下，为了与核心伙伴分享长期成长所能设计的最真诚的承诺。
首批“贡献单位”授予名单和数量经过委员会反复磋商后确定。早期核心成员（古民、陈明、李薇、赵博）获得了显著份额，以认可其从0到1的贡献和持续投入。苏岚、张工、吴静等新晋骨干也根据其角色、贡献和潜力获得了相应授予。外部顾问如唐律师，则以特殊贡献者身份获得了象征性的少量单位，以体现对其专业价值和文化认同的认可。
方案公布后，团队的反应复杂而深刻。苏岚在会后对古民说：“我理解并接受这个方案。它不完美，但让我感觉到，你们是真的在思考如何让我们这些后来者也能成为‘伙伴’，而不仅仅是‘员工’。这比给我画一个上市的大饼要实在得多。”张工和吴静则对“文化契合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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