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民的回复邮件发出后，实验室内部的气氛有些凝滞。陈明虽然支持古民的底线原则，但也坦言：“在VC的标准流程里，我们这两条（不设对赌、不干涉核心运营）几乎是把主流条款撕开了一个口子。启明是顶级机构，有他们的流程和风控要求。我估计，谈成的概率……不到三成。”团队其他人也做好了融资告吹、继续原有节奏的准备。
三天后，古民接到了秦浩亲自打来的电话。秦浩的语气听不出波澜，只是简单地说：“古总，你的回复我们内部讨论过了。有些点很有意思，也有些分歧。方便的话，我们最好能再当面深入聊聊，不限于TS，就聊聊你们这个模式，到底怎么走长远。”
这不是拒绝，也不是直接答应修改条款。古民立刻答应：“当然，秦总。时间和地点您定。”
第二次会面，地点约在启明创投附近一个更私密的茶室，只有秦浩和古民两人。少了正式会议室的压力，也少了各自团队的在场，谈话的氛围更偏向于两个对商业本质有思考的人之间的探讨。
理念交锋：慢模式的价值与壁垒
秦浩没有直接谈条款，而是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开始：“古民，我们不谈对赌和董事会。我们退一步，从投资人的角度看，我们投资，本质是投资未来的增长和回报。你们的模式，目前看来，增长曲线很平缓，想象空间似乎局限在‘深度服务’这个人力密集、难以指数扩张的领域。如果我们接受了你的条件，没有了对赌约束，也放弃了关键的运营监督权，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资金投入，能有效推动公司向一个更大、更有价值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在‘小而美’、‘慢而稳’的状态里打转？换句话说，你的‘自律’和‘长期主义’，如何让我们相信，这能导向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商业结果？”
这是一个比具体条款更深刻的问题，直指资本与实验室模式的核心矛盾：资本追求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可预期的超额回报，而实验室的模式强调信任积累、有机增长和不确定性探索，其“回报”在传统财务模型里难以量化且周期漫长。
古民没有回避，他思考了片刻，回答道：“秦总，您的问题很关键。我认为，我们的价值，或者说未来可能实现的回报，不在于用户数量的爆炸，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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