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半碗汤底，把肉都夹给了孩子。
儿子吃鸡腿的时候，两只手捧着啃，油顺着手指往下淌，她在旁边拿纸巾给他擦，一边擦一边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但那是上个月的事了。
“来一斤前腿。”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怕被人听见似的。
肉摊老板切肉，刀剁在案板上，咚咚响。
孟翠翠站在旁边，手机攥在兜里，拇指反复摩挲着屏幕上那道裂纹。
四千，加上之前日结的，这个月到手超过六千了。
她以前在李建国厂里最好的一个月，拿了两千三。还是应发数，实发永远是白条。
白条攒了一沓，用皮筋箍着，塞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每一张上面都有李建国歪歪扭扭的签名和一个红手印，像是某种廉价的承诺。
那些白条现在还在抽屉里，一分钱也没兑过。
六千块。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儿子的书包带子断了一根，用鞋带系着，已经凑合了两个月。
那根鞋带是从她自己的旧球鞋上拆下来的，白色的，系在蓝书包上格外扎眼。
儿子第一天背着去学校，回来的时候没说话，但她注意到书包被翻过来背着——有鞋带的那面朝里，贴着后背。
九岁的孩子，已经知道藏了。
校门口文具店里那个蓝色的奥特曼书包，儿子每次路过都要多看两眼，脚步会慢下来，但从来不开口要。三十五块。
她从来没买过。
不是买不起，两千三的月薪，咬咬牙也能挤出三十五。
但那两千三是白条，白条不能去文具店买书包。白条什么都买不了。
肉摊老板把肉递过来：“一斤一两，多的不算你的，十四块。”
孟翠翠付了钱，拎着肉和菜往家走。
塑料袋在手腕上勒出一道红印，肉沉甸甸的，坠着往下拽。
走到文具店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玻璃橱窗里，那个蓝色奥特曼书包还在。
挂在最上面一排，标签朝外，"35元"三个字用红色马克笔写的，笔画很粗。
她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个书包，看了大概十秒钟。
阳光从侧面照过来，在玻璃上映出她自己的影子——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T恤领口洗得发白，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塑料袋。
然后她推门进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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