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红梅从传达室老大爷那里得知了舅舅余良的现状，心沉到了谷底。
她终于明白了，王军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干，背后原来有他舅舅的支持。
她忽然想起那天革委会赵同志给她看的“鉴定报告”。王军陷害水贵的那个齿轮，明明是新的，可为什么后来成了旧的？
王军去哪儿弄来旧的齿轮？会不会跟余良舅舅有关？
如果没关系，为什么当初王军去找他的时候，他答应帮王军出这个赔偿款？
郝红梅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
虽然王军的很多事她都不是太清楚，但根据这些零散的消息，她大概也想出点儿眉目了！
郝红梅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把熟睡的儿子放在床上，开始翻箱倒柜，把家里的钱都倒出来数了一遍。
一共是五十五块六毛七，离赔偿款还差一大截。
不过，她结婚前手里攒下了一百多块钱，这笔钱她一直没用。
看来，现在得派上用场了！
她把钱收好，坐在床沿上，看着熟睡的儿子，不觉又红了眼眶。
第二天一早，她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归拢到一块儿。四只老母鸡，家里还有黄豆，红薯干，土豆。大米白面虽然不多，但也可以卖一些。
她想了想，又把结婚时王军给她买的那块手表翻了出来。
那是王军攒了半年的工资买的，她一直舍不得戴。
她把这些东西装进背篓，抱着孩子，去了公社供销社。
供销社的收购员是个精瘦的老头，看了看她带来的东西。
老母鸡、杂粮，还有精细粮（白米白面），估了一个价。
他把重点放在手表上，戴上老花镜，拿在手里仔细摩挲，最后叹了口气：“这表虽然不错，但是这东西即使是新的，只要转手，它就不值钱。这样吧，我最多给五十块。”
郝红梅急了，语气里满是心疼：“大爷，这表买的时候花了一百多…我就结婚的那天戴了一次，您多少再加点儿…”
老头取下眼镜，把表推了回来，语气硬邦邦的：“不能加了，我是看在你急着用钱的份上，不然，这表我也不会收。”
“大爷，这表真是新的，还是上海牌的…”
郝红梅还想说些什么，老头儿不高兴地道：“那你去上海卖！”
郝红梅尴尬地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没再说出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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