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区的天光还是灰蒙蒙的，像一块被洗了太多次的旧棉布，褪了色，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柔软。
澳什大街上的梧桐树还没有发芽，光秃秃的枝丫在晨风里轻轻摇晃，偶尔有几只早起的鸽子扑棱棱地飞过，翅膀拍打空气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
阿吉是被鸽子叫醒的。
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屋里还暗着。从窗户缝隙里挤进来的光线只有一线，像一根银色的丝线，落在她床尾的蓝布包袱上。她侧耳听听，润润的房间没有动静，阿沅姐的呼吸声均匀而绵长，还在睡着。
这栋公寓在澳什大街的一条支巷里，离公使馆只有不到两百米的距离。石头砌的外墙，墨绿色的百叶窗，门口还有一盏煤气灯，天黑的时候会自己亮起来。
阿吉轻手轻脚地从床上坐起来，没有点灯，摸黑穿上了她那件簇新的蓝布褂子。她的动作很轻很慢，像一只猫，连床板都没有发出声响。她赤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激灵了一下，赶紧从床下捞出那双布鞋套上，然后蹑手蹑脚地推开了房门。
走廊里更暗了。她沿着走廊走到一楼，推开厨房的门，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她缩了缩脖子。厨房不大，灶台是铸铁的，烧木柴。橱柜里放着酱油、醋、盐巴，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料，瓶瓶罐罐摆了一排，是阿吉来了之后慢慢归置整齐的。
她今天要炖一锅汤。
太太前些日子染了风寒，发了整整两天的高烧，人都烧得迷迷糊糊的。先生急得不行，连夜请了医生来，开了药，谢天谢地总算是退了烧，人也清醒了，但整个人瘦了一圈。下巴尖尖的，看得阿吉心里一阵地发酸。
太太是个好人，阿吉就是太太从路上捡回来的。
两个月前的一个傍晚，阿吉被几个法国流氓追赶，鞋跑掉了一只，头发散了，脸上还有一道被树枝划出的血痕。她不会说法语，只会用简单的官话哭喊救命，那几个人听不懂，却更觉得有趣，追得更紧了。
就在她快要被堵进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路边，车帘掀开一角，露出一张清冷如霜的脸。是太太。她坐在马车里，用一种阿吉听不懂但莫名觉得安定的语气，对车夫说了句什么。然后朝阿吉伸出手，说了一句阿吉能听懂的话。
太太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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