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证和抚恤金，安排她在驻地附近的被服厂上班。”
“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不容易。”
林夏楠没出声。
不容易。
这三个字太轻了。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丈夫刚死，肚子里揣着遗腹子，在那个年代独自撑一个家——什么滋味，只有她自己明白。
“老宋一直在照顾她。”陆铮继续说，“逢年过节送米送面，孩子生病了带着去看军医，被服厂有人欺负她，老宋去替她出了头。整整两年，一直这么帮衬着。”
“就这么一来二去，两人有了感情，组织上也很赞成，两人去年领的证，也没办酒，老宋拍了电报和我们几个都说了一下。”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林夏楠没有追着问“那她为什么不愿意跟大家来往”。
这个问题不用问。
她已经猜到了。
但陆铮还是说了。
“她心里过不去。杨国良是老宋的战友，她嫁了老宋，等于嫁了丈夫的兄弟。在她自己看来……”
接下来的话陆铮没说，但林夏楠明白。
不是别扭。
是愧疚。
对死去的人愧疚，对活着的人也愧疚。
觉得自己对不起前头那个，又怕拖累后头这个。
见了战友的家属，不知道该摆什么脸；别人喊她“嫂子”，她不知道这声嫂子是喊给谁听的。
这种心结，不是旁人劝两句就能解开的。
“教导员知道吗？”
“知道。”陆铮说，“他什么都知道。”
“他怎么做的？”
“他不催她，也不逼她。人前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想一个人待着，他就让她待着。孩子他当亲生的养，从没说过一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