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机器的嗡鸣，混在一起，带着金竹山特有的那种浑浊的背景音。“程书记，我在路上了。”
“你听说过金竹山煤矿的保卫科吗？”
“听说过。”孙建国的声音在风里有些发闷，但咬字还是那么清楚，“陈国忠，干了十几年了。保卫科长，实际上是矿上的活档案。矿上那些事，没有他不知道的。”
“你后天去一趟金竹山煤矿，找陈国忠。不用穿制服，就当去办私事。他会告诉你该知道的。”
“好。”
就一个字，没有多余的确认，没有“具体是什么事”的追问。
程立放下电话的时候想，孙建国这个人，在治安支队被压了五年没动过，但该学的东西一点没少学——知道什么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起身走到窗前。
院子里的梧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剩下几片枯叶挂在枝头，被风吹得翻来覆去，像几只倔强的死蝴蝶，明明已经干透了，就是不肯掉下来。
远处金竹山方向的灰白色天际线在暮色里显得更沉了，像一块没有洗干净的白布，边上洇着煤灰染出来的深色痕迹。
程立看着那个方向，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两下。
然后他转身走回桌前，把谢小为的卷宗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那份不完整的尸检报告，把那行“未检出精液”又看了一遍。
看完了，合上卷宗，重新锁进抽屉里。
该放的饵，已经放下去了。剩下的，是等。
孙建国到金竹山煤矿那天，是个阴天。
天不是灰的，是一种发了霉的白。云层压得很低，像是有人把一块旧棉絮铺在了头顶上，把所有的光都吸走了。
空气里没有风，只有一种闷闷的、让人喉咙发紧的煤灰味。
他从冷水江市区出发，开着一辆灰色的旧面包车。车是借来的，不是警车，车牌也是普通民用牌照。
他特意换了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袖口磨出了线头，裤腿上沾着泥点，皮鞋上蒙着一层灰。
不是故意弄脏的，是出门前在花坛边上蹭了几下。在金竹山这种地方，穿得太干净反而惹眼。
从市区到金竹山，二十多公里的路，走了将近半个小时。越往里走，路越窄，越颠。
路两边的房子从楼房变成平房，又从平房变成低矮的土坯房和石棉瓦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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