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
门锁咔哒一声扣死，走廊里的脚步声、电话铃声、科员们交头接耳的低语，全被关在了外面。
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没有急着拉开，先走到窗前往外看了一眼。
市委大院的法国梧桐光秃秃地戳在暮色里，枝丫朝上伸着，像一把倒插在地上的旧扫帚。
远处金竹山方向的机器声还在响，隔了这么远，传到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种低沉的嗡鸣，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底下震动。
天快黑了。冬天日短，五点多钟，天色就灰得像一块旧抹布，拧得出水来。
程立没有开灯，转身在椅子上坐下，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最后一点灰白的光，把公文包的拉链拉开。
牛皮纸档案袋露出来。边角磨损的地方翻着毛边，封皮上“谢小为”三个字歪歪扭扭地戳在上面，笔顺不对，是描出来的——每一笔起笔收笔的地方都有停顿的痕迹。
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两秒，然后把档案袋抽出来，搁在桌上。
先给自己倒了杯水。搪瓷杯是上午泡的茶，茶叶没倒，在水里泡了一整天，茶水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凉透了。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味从舌根往上翻，他没皱眉头，又喝了一口，然后坐下来，把档案袋打开。
材料比他想象的厚。
不是那种被反复翻阅之后蓬松起来的厚——是本来就厚。一摞一摞，分门别类，用橡皮筋扎着。
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尸检报告、审讯笔录，每一份都按顺序排好，页角被翻卷了，纸张的边缘起了毛，有些地方折了痕，有些地方沾着不知道是什么的污渍。
那个母亲，肖大姐，在老虎冲村的土坯房里，把这份材料翻了无数遍。
程立能想象那个画面——昏暗的灯光，一张旧桌子，她坐在那里，把这一页页纸翻过来翻过去，她不认识多少字，但她能把每一份材料的编号、日期、落款背下来。
她不一定能读懂那些法律术语，但她记住了哪一页上写着对她儿子有利的东西。
那一页是尸检报告。
程立把判决书抽出来，放在最上面，先看这个。
标准的司法文书格式。标题居中，案号规范，正文用词严谨，每一个法律术语都嵌在它该在的位置。
被告人谢小为，男，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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