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会顺着它的毛缕，一下一下地挠，挠到它舒服得打呼。
“可怜见的。”李婶的声音软了下来，“张奶奶走了，你还在这守着……”
走了？
大黄歪了歪头，没听懂。
什么是“走了”？是像张奶奶的儿子那样，拖着行李箱，说“妈，我去国外工作了”，然后好几年不回来吗？还是像楼下的王大爷那样，被救护车拉走，再回来时，就躺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了？
它不明白。
它只知道，张奶奶没再推开那扇窗，没再端着白瓷碗，喊它“大黄”。
李婶叹了口气，从塑料袋里拿出一根火腿肠，剥了皮，掰成小块，放在它面前：“吃点吧，孩子。你再不吃，就要跟着张奶奶去了。”
火腿肠的香味钻鼻，大黄的喉咙咕噜噜响。它看了看火腿肠，又看了看三楼的窗户，最终，还是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啃了起来。
这是它七天来，第一顿正经饭。
刚吃了两口，它突然停下，耳朵竖得笔直。
单元门开了，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一男一女，手里拎着名牌包，脚步匆匆。男人皱着眉，不耐烦地说：“机票都订好了，明天一早的，赶紧去机场，别耽误了上班。”
女人附和着：“知道了，老宅的钥匙已经交给物业了，等找到合适的买家，就把房子卖了。”
大黄的身子猛地僵住。
是张奶奶的儿子，张明远；儿媳，刘曼。
它认识他们。
去年春节，他们回来过一次，呆了三天。张奶奶杀了家里养的老母鸡，炖了满满一锅汤，忙前忙后，可他们却抱着手机，要么对着屏幕笑，要么对着屏幕皱眉。张奶奶把鸡腿夹到他们碗里，他们头都没抬，说“妈，我减肥”“妈，我不爱吃这个”。
那三天，大黄被张奶奶关在阳台，因为张明远说“猫掉毛，脏”。
它趴在阳台的窗台上，看着客厅里的三个人。张奶奶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红包，想递给他们，又缩了回去，反复摩挲着红包的边角。电视开着，演着春晚，可客厅里静得可怕，只有手机屏幕的光，在两个人的脸上晃。
临走那天，张奶奶送他们到单元门口，塞给他们一大包土特产，还有那个攥了三天的红包。张明远接过，随手塞进包里，说了句“妈，我们走了，你注意身体”，就转身走了。
张奶奶站在台阶上，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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