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佛寺怎么和律法诉讼扯到一块去了？
李灵德闻言一惊，想问个究竟，高殷已经放下帐帘，一副不打算多说的样子；她也不好追问，只能看着高殷车驾远去而行礼，在之后的时间里慢慢思索，推敲着至尊此言的深意。
她不知道后世的律师模式有多重要，合理的诉讼机制在追求治下无讼的古代没有发育的土壤，其中的关窍哪怕让诸葛亮、房玄龄等明谋国士来思考，也根本无法理解——不是他们想不通高殷追求诉讼制度化和程序化，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提高诉讼数量，这样只会引起百姓无限追讨，提高民野的纷争频率，最终不利于国家稳定。
对中国来说，百姓就本本分分地当牛马，安心给上层打工种地提供赋税就完事了，牛马之间的矛盾他们不屑理会，这种事只要在祭拜和下诏的时候对着老天嚎两嗓子“为了万民”就可以了。
但高殷来自现代，十分清楚人和人的交往既然有美好的相遇，也就有丑陋的相处，哪怕恋人也时常会因为感情变质而分崩离析，何况涉及到种种利益相关的事情？
人们的恋情因宗法制和婚姻制度被锁定，高殷自己是受益者，也就不打算改，不然所有妃子跟他谈起人人平等、自由意志，要求额外的补偿，那高殷也只好伸出屠刀作为她们的青春损失费了；
但诉讼这件事则不同，可以说其中隐含了中国治乱兴亡的脉络。
春秋战国之所以能有百家争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时人默认君与臣各有应尽的道义与职分，无论是《论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还是《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以及最经典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都在确定这种权责关系。
各人的地位随着社会分工不同而不同，不过每个地位都有自己要遵守的原则和权责，是毫无疑虑的，所以会有镐京国人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集结起来推翻周厉王统治之事，因为周王乃至后世天子的本质，就是部落氏族中的大祭司、大族长和大军团长的代表，在神权行政权以及军权方面都负有最终的责任，也因此获得了最高决策权。
因此春秋时期的贵族们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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